平凡的一生
1成长
农历年12月10日，天寒地冻，泽州县巴公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传出一个新生婴儿嘹亮的哭声，这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就是我。我不是家里最大的男孩子，上面已经有一个12岁的哥哥，但基于祖父母对于家族后代繁衍兴盛的愿望延续，35岁的父亲看着襁褓中的我，仍喜不自胜，用他在心里念了无数次的名字呼唤着我“士正，贵喜......”
我的整个幼年时代，正值日寇猖獗之时，又逢年大旱天灾，饥民遍地，民不聊生。父亲凭借着祖上留下的十几亩河湾田，辛勤耕作，精打细算，勉勉强强养活着一大家子人。记忆中，几个姑母家的表兄常年居住我家，他们靠着娘舅的粮食接济长大成人。
母亲在世时，时常讲起这样一个片段，刚有些记忆能力的我，似乎也模糊记得那个场景。年春天一个下午，母亲在锅里煮了一锅干嫩玉米，作为这一天的第二顿饭，让一家人吃。当时父亲不在家，我和二姐，母亲，拿着煮好的玉米刚要吃，从门外突然闯进来两个日本士兵，他们拿枪指着我们，大声呵斥着，吓得一家老小噤若寒蝉，不敢作声。两个士兵大概也是饿极了，他们把我们手中的玉米抢夺过去，狼吞虎咽吃个干净，又把悬在房梁上的干嫩玉米掳掠一空匆匆离去。等他们出了家门，柔弱的母亲抱着我和二姐，三妹哭出声来——他们没有对我们进行杀戮，对于母亲来讲已是莫大的幸运，这哭声是后怕，是娘几个劫后逃生的庆幸。
年，父亲送我在家乡小学读书。三字经，百家姓是我的启蒙课程。后来有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课程，我的童年丰富多彩起来。但是，“饥饿”像一条赶不走的虫子，时常抓挠着我幼嫩的肚肠。时任家乡“胜利剧团”团长的父亲，权衡之下，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为我开了绿灯——我成为剧团里一名学徒。能够进入剧团，少不更事的我是欣喜的：一为喜欢，二为填饱肚子。
《英雄会》《董家岭》《战宛城》《徐工案》《长坂坡》《东门会》《八郎探母》《刘备会荆州》《挂龙灯》《三岔口》《双挂印》《收蒋干》
......看着师傅和师兄们一出出精彩的剧目排练上演，我在侠义忠贞的故事里成长，“忠肝义胆”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我刻苦练功，盼望自己快点儿长大，早日成为故事里的主角。
三年的剧团生活，跟着大家走南闯北，南到晋庙铺，北上高平，向东走到柳树口。邀请剧团的村社或微薄，或丰厚的报酬，让大家欣喜，或是抱怨，但刻进骨子里对戏剧的爱好不会减少一分。在戏中，我当了无数次众将官，唯一的一次担任一个小角色，是扮演了八郎的孩子。
抗美援朝，与兄弟国家关系破裂，加剧了人们生活的困苦，剧团办不下去了，我的主角梦也随之破碎。
年，我考入高小上学。
年，高小毕业。担任语文课的班主任王峰老师说：“伟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也是大有作为的。’”我怀着无比热烈与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家乡的农业生产。
白天，和乡亲们一起下田劳动，我很快便掌握了一些劳动技能；晚上，在村里的民校担任临时教师，教乡亲们认字读书。
村团支部书记冯玉山在搞好民校扫盲工作的同时，组织了“八音会”和“文艺演唱队”，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我的文艺小火苗又熊熊燃烧起来。因为表现出众，年春天，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同年，“晋城三中”在本村成立。“近水楼台”，怀着对知识的渴望，8月，我考入晋城三中读书。
年，学校由原来的三个班扩展到10个班，北石店，金村，水东，司徒，大阳等各地的学生纷纷来求学。学校共有教职工50余名，教学质量相当好，在晋城县里，唯一能与抗衡的只有晋城一中。
在学校，我努力学习文化课程，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很快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并担任学生会主席。
2与文艺事业纠缠的岁月
年8月，初中毕业后，我参加了晋城县教育局的优秀学员岗前培训，一个月后，被分配到巴公公社北堆村任农中教师，调入东四义工农师范。语文和音乐一直是我的挚爱，学校领导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项，给我分配了语文课和音乐课。
那段时间，学校领导响应上级号召，教学与文艺宣传两不误。星期天和假期，大家挤出农忙里不多的时间来排练各种表演节目，在北堆学校排演的歌剧《白毛女》，在公社范围内受到热烈欢迎，我在其中也扮演了角色。
年，全国实行压缩政策，支援农业生产的活动，工农师范和一些农中停办，我失业回家，继续农业生产。高小毕业后三年的劳动锻炼，平时假期的帮忙，使我对农活儿并未完全生疏，很快便踏入正轨，并担任了巴公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保管员。当年，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队。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我担任导演与主演，下乡到各村演出时，受到乡亲们热烈欢迎。
后半年，晋城县文化馆馆长徐国义同志来到巴公视察基层文艺工作与组织情况，帮我们成立了“巴公俱乐部”，我有幸被组织委任俱乐部主任一职。
《王贵与李香香》成为俱乐部的保留节目，年前，公社党委书记聂政文派我们到大阳进行慰问演出，受到群众广泛好评。年春，我们应邀在晋城县文化宫演出该剧，得到县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叫好声。
《王贵与李香香》的“红”，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该剧的成功激发了我狂热的创作欲望，随后，歌剧《小二黑结婚》《红嫂》《回娘家》《我走错了》等剧目相继出炉，其中《我走错了》参加晋城县文艺演出时得了奖。
年，我又排演了小戏剧《追妻》《追驴》，上党梆子戏《一颗红心》。《一颗红心》的演出再次引起领导重视，郭绍文县长亲自接见了我们几个演员，并鼓励我积极创作，多出好作品。
在领导的鼓励下，年，我编写了一个小戏剧《三亲家》，经县文化局长杨森引荐，我见到了当时的县委挂职书记赵树理先生，剧本得到赵先生的肯定与鼓励，他说：“你很年轻，要多创作，发扬自编自演的精神，搞好农村文艺宣传工作。”回到家乡后，我立即投入《三亲家》的排演工作中。《三亲家》的演出同样获得了成功，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与欢迎。
年，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一年，那一年的上半年，我还在云端里飞行，下半年便坠入万劫不复的炼狱。
年初，公社领导交给我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排演一个紧跟革命形势的文艺节目。验收合格，节目将在6月份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后演出。当时来公社视察工作的郭绍文县长和大队党委书记冯玉山说，周士正是个好苗子，可以考虑培养他早日加入党组织。听到领导这样说，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必须更好地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演出任务。
会后第二天，我在公社礼堂看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史诗》后，受到启发，并产生联想，通过几天的闭门思考与酝酿，创作编写了五场歌舞剧《毛主席万万岁》，并马上付诸于排练。
三个月后，以王文贵为首的县委、公社领导观看了演出，大家很满意，嘱咐我们抓紧最后几天时间继续排练，做到精益求精。
为预防万一，能够顺利完成演出任务，我把所有角色都安排了A角和B角。
6月25日早晨，我组织全体演员把剧目最后排练了一遍，然后我们带着领导和乡亲们的期盼，坐着大队的大卡车进城了。在车上，我感觉肚子有些隐隐作痛，想着是着了凉，捂一会儿就好了。可是肚子越来越痛，到了晋城县文化宫以后，竟痛得全身冒汗，直不起腰来。我的病情很快被上报主管的县里领导，医院医生为我诊治，原来我患了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当时我又急又气，自己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掉链子，真是一件扫兴的事情。源于对自己创作和对角色本身的热爱，我想坚持完演出再做手术，但是领导们坚决不同意，他们一再安慰我，说我的病是劳累过度所致，劝说我立即接受手术，演出可以取消，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人命关天”呐。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自己的角色安排给B角闫国宝同志，并一再嘱咐他好好演，千万别出差错。领导得知还有B角可以替换的时候，又夸奖我想得周到。
第二天上午，县委领导武清白，吴海江，王树军，医院看望我，武清白书记说：“周士正，你是个好同志！安心养好身体。我很看好你们的演出，与会的所有领导和同志都很满意。这和你的辛勤创作，大家的刻苦排练是分不开的。”
出院回家后不久，巴公公社党委书记王书生对我说，再过几天，晋东南各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还要在我们县文化宫举行，我们的歌舞剧还要再次出演。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极了，自己又可以上台，重新演出自己的角色了。
为了使剧情更加完美，经过斟酌考虑，我又编写了两场，这样，五场的歌舞剧增加至七场。
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的歌舞剧又在文化宫舞台上亮相。演出结束，台下持续响起热烈的掌声。晋东南地区有关领导和县委领导纷纷上台和全部演员握手致谢并道贺。这件事，让所有参演人员终身难忘。
演出结束回到家，就在我积极准备入党事宜的时候，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倒臭老九”“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响彻天宇。
公社党委书记王书生同志首先被打倒。接着，巴公大队党委书记冯玉山，大队主任马长润，团支部书记邹安法先后被打倒，马上就要入党的周士正也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
年春天，时任文革主任的司小狗与副主任田满堆找我谈话，他们要求我重新组织一个“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进行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巴公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会议上，给我“平反”，恢复了名誉，宣布我担任宣传队的副队长兼导演。恢复名誉，并进行自己喜欢的文艺工作，令我欣喜万分。但入党的事情，终因为家里“中农”的成分而搁浅。
没有时间多想，我很快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文艺节目的编排与导演工作中去。大型歌舞剧《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槐树庄》，自编自演的《回娘家》《应征入伍》《四个老头学大寨》等一系列节目很快出炉上演。
年9月，“巴公庆丰收大会”前夕，大队的领导让我组织一个民间故事表演。经过考虑，我和大队干部商量决定做“推小车”表演。我们迅速组织木匠师傅制作小车，我负责编写唱词，题目就叫《巴公农业大丰收》。演出有六个男演员推小车，十二个女演员迎车，唱唱词，另有八个音乐人员伴奏。这次演出又一次博得大家的叫好声。当我带着疲惫又兴奋的身体回到家，我的小女儿出生了，看着她胖嘟嘟的小脸儿，我开心地说：“你可真有福气——生在这么一个丰收年，想必一辈子都不会尝到挨饿的滋味了。”
我的命运总是一波三折。年，公社党委和巴公大队召开人民群众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大会，我妻子刚刚做了个小手术，为了照顾她，我请假在家，没有去参加会议，不料事后，被某些人以“反对三中全会”的罪名，关押到公社的“学习班”一个多月。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的心开始不平：不让入党也就算了，自己辛辛苦苦为党为群众工作这么多年，怎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真是天大的冤枉。
出狱后，我与几个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几个弟兄：郭生明、郭末肉、侯喜旦、刘永明等人走上了上访道路，为自己鸣冤叫屈。整整两年时间，我们不屈不挠，从地方走到中央，终于在年的后半年，得到平反昭雪的好消息，几个人的情况都得到落实，并重新安排了工作，其中，我和郭末肉被安排到巴公小学当教师。那一年，我已到不惑之年。
3文艺与教育齐头并进
刚到学校，我被安排教语文。那会儿，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差，五年级班三十多个学生，连篇像样的作文都没人会写。我常常留下他们加班加点进行辅导。
年，领导安排我带音乐课。当时，学校的音乐教师有张金珠、赵卫国，都是正规的师范毕业生。面对他们，我一点儿也不怯阵，毕竟音乐是我毕生最爱，少时在剧团所学，又多年社会实践，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与水平。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音乐教育事业上做出一番成绩。
学生上课，除了语文、数学，人手一本课本；音乐、美术等副课是没有课本的，只有代课老师的一本教材。这一点难不倒我，我向学校申请，买了大白纸，把教科书上要教的歌曲和乐理知识，用毛笔工整地誊写在上面。白纸上方夹了木条，再用夹子挂在教室中央的钉子上（我代课的班级，要求班主任必须在黑板中央上面定下一枚钉子），这样上课，孩子们不用两眼一抹黑，跟着风琴瞎哼哼，也省去占用上课时间板书歌词曲谱，很受孩子们欢迎。一个学期下来，两个年级的课页厚厚一沓。我认真的教学态度受到领导的肯定与表扬。
在小学，过“六一”儿童节是大事。班级的文艺活动，学校的文艺节目汇演，我总是忙前忙后，热心服务。看我真心热爱，一片赤诚，后来，学校领导干脆把学校所有文艺活动都交给我负责。“国庆节”“元旦”，农历九月初六一年一度的庙会，甚至是公社举行重要会议，需要学生献歌献词献舞时，我总是冲在最前头。
年5月，为庆祝巴公镇成立，学校领导安排我组织多人的大型合唱节目。众多的游行队伍中，孩子们的身影总是备受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