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本刊记者李少威发自浙江杭州、绍兴、桐乡
郭初阳，年生，杭州“越读馆”独立语文教师。
蔡朝阳，年生，绍兴市稽山中学高二语文教师。
吕栋，年生，嘉兴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高二语文教师。
3个“70后”，合称“浙江教师三剑客”。社会印象上，他们都是“非主流语文教师”。
吕栋说，“非主流”的意思，就是“喜欢贩私货”，展示给孩子们一些超越课文的视角。而之所以有“贩私货”的必要，是因为课文充斥着各种“大词”，抑制孩子的独立思维，扼杀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天性。
为此，蔡朝阳甚至一度坚持不要孩子，“不想增加一个思想上的奴隶”。
年，他们一起写了一本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引起教育界轩然大波，他们也被视为“语文教育改革者”。
当然，事实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改成。蔡朝阳后来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只能保证自己不被世界改变。
“逃脱者”郭初阳年，35岁的郭初阳辞去教职，在杭州创办了民间教育机构“越读馆”。
他一直是位优秀的语文教师，早在年就已是“杭城最具风采十大名师”。教学比武，从区到市再到省，他步步斩获第一。
蔡朝阳是郭初阳的大学同学，他说，郭初阳这个人有工匠精神，注重技术主义。从教19年，他在课堂形式、技巧等方面专注地下功夫，把课堂技术打磨得炉火纯青。“他对语文课堂实践的开拓是革命性的，将过往所有范式都颠覆了。”
6月5日，《南风窗》记者跟着孩子们一起听了郭初阳的创意写作课，感觉他跟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老师很像。他把人文学养和引导技巧结合起来，让整个课堂充实而快乐。
蔡朝阳说：“没错，就是像基廷，太像了。”
郭初阳似乎是一名天生的语文教师。报考大学的时候，因为对成绩信心不足，他选择了杭州师范学院，因为“师范可以加10分”。奇迹一般，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为分，郭初阳自己考了分，加10分，正好考上。中学时代他一直是数学科代表，语文成绩并不太好，却进了中文系。
毕业后，分配进了杭州翠苑中学—有个居民小区叫翠苑—这意味着，他进入的是位于教育层级最底端的“细胞学校”，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成绩排名靠后”。
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郭初阳迅速成为声名远播的名师，常常为其他教师示范教学。吕栋当时就观摩过他的课堂，形容为“震撼”。
在体制内，郭初阳可谓荣誉等身，人们想不到他会离开。
郭初阳说，是因为太累了，“备课、批改作业、处理学生打架，以及其他不断机械性重复的事务，让人充满了职业倦怠感”。
在创办“越读馆”之前，他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志编辑。《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在那时邀请他开设专栏，对小学教材进行连续的研究和批判。
△郭初阳，年生，杭州“越读馆”独立语文教师。
让孩子自由丁克主义的蔡朝阳，最终扛不住父母的压力，在年生下了儿子，小名“菜虫虫”。
然后他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尽职的“奶爸”之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孩子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
而一本糟糕的语文课本，会让孩子“不自由”。
所以，当年李玉龙邀请他和郭初阳、吕栋一起对小学语文教材做批判性研究时，他欣然入伙。“我想，孩子过几年就要读小学，我的批判说不定可以让他到时拥有一本完全不一样的课本。”
蔡朝阳的护子天性，在团队中则放大为一种对所有孩子负责的社会态度。3名中学语文教师，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公共表达。
吕栋说，仔细研读教材之后，发现问题如此之多，最不可忍受的，是课文总是瞎编故事，以子虚乌有的材料为载体对孩子进行说教。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30课是《爱迪生救妈妈》，说大发明家爱迪生天赋异禀，7岁时就利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增强照明，让医生在家里为妈妈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
郭初阳通过越洋考据证明，世界首例阑尾炎手术出现在年，此时爱迪生已经39岁。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17课《地震中的父与子》，讲一名父亲在洛杉矶大地震中徒手挖掘救出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14名孩子。
、年印刷的教材注明这次地震发生在年，但郭初阳考证发现这一年洛杉矶并无地震发生；年印刷的课本，把时间改成年，郭初阳又考证，这一年洛杉矶虽有地震，但发生在凌晨4点31分，学校根本不会有学生。
蔡朝阳说，郭初阳做事特别漂亮，他长于考据，总能拿出无可置疑的证据，釜底抽薪。“他的特点是，日本式的技术派加上德国式的哲学框架，论证十分客观、严谨，直接让讨论问题的必要性都不存在了。”
那么，如此愚蠢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学语文教材里呢？
郭初阳说，有两种可能性：“体制内有一些真正愚蠢的人”和“一些假装愚蠢的人在体制内以假装愚蠢来获利”。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反思讨论，但至今6年过去了，课本里那些被指出并激烈批评的错误、虚假、违背常识、篡改经典、扼杀天性的课文，纹丝不动。
蔡朝阳说，年，“菜虫虫小朋友果然上了小学”，拿到的还是一样的课本。
△蔡朝阳，年生，绍兴市稽山中学高二语文教师。
咖啡还是茶？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以及所有反响的无效性，彻底释放了他们对不合理教育体制的不满。
郭初阳是一名“独立语文教师”，“独立”显然是相对于教育体制而言。
蔡朝阳早已自感“绝望”。“我不再跟他们玩那一套了，菜虫虫我还是送到公办学校去，但我完全不在意学校的评价系统。上学只是为了让他找到足够多的同龄人，完成他的社会化过程。课文很垃圾，我就给孩子读大量的好作品，好的绘本，量大到足以把课文的比例稀释到接近为零。”他现在已是一名坚定的“儿童阅读推广者”。
吕栋则感觉到“迷茫和虚无”，但求做一个“知道主义”者，坚持价值判断，但不与体制剧烈对抗。“我比较犬儒，没有郭初阳那种勇气去冲出体制，现实中，唯一能做的是让学生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吕栋认为显然不是什么好作品，文章写作于三年经济困难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而作家却坐着游轮在长江上描写壮美河山。
“为了保证孩子们考试过关，我还是要把大纲上的东西讲清楚，但时代背景也要提供给学生，还有其他真正经典的关于三峡的文本。所以一堂课下来，效果就像一出荒诞剧。”
吕栋说，自己的理念就是，既要完成任务，也要贩点私货。
早期他曾经为此很痛苦，贩私货过了头，就可能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多少学生指望着依靠一个好成绩“鲤鱼跳龙门”。但现在这一矛盾早已解决，平时班上考试成绩很差，但他在期末考试前花两个星期，就能把学生的成绩搞上去。
用郭初阳的话说是，一个好的反对者，是能够运用对手制定的规则把他打败的人。
“都是世事洞明的人，还能搞不懂高考那点事？”蔡朝阳说，“高考很简单，很机械，我曾经在两次高考前，猜中过浙江高考的作文题，在高考前布置给我班里的学生写。”
作为一名老师，打出反思教育的旗号很容易，但首先必须证明自己不是教不好书、混不下去了，才萌生对所处体制的不满。在这一点上，郭、蔡、吕三人高度一致，他们虽然个性上特立独行，却都是有口皆碑的名师。
这是“贩私货”的前提。郭初阳说，我们先要帮助学生节约时间顺利通过考试，再带着学生感受文学的魅力，有梯次的，第一步做不好，第二步也免谈，这是基本的职业伦理。成绩有保证了，就“不要让那些二流文本占据你的脑袋”。
蔡朝阳认为，启蒙和洗脑的区别在于，孩子是否有选择权。就像6月5日和郭初阳见面之前，他发来一条信息：茶还是咖啡？
△吕栋，年生，嘉兴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高二语文教师。
鱼缸与大海《海底总动员》是蔡朝阳喜欢讲的故事，电影里，小丑鱼尼莫和神仙鱼吉哥，历尽艰难，从牙医家的鱼缸里重回大海。
“在那个鱼缸里，只有尼莫和吉哥想到大海里去，因为它们是被人从大海里捞回来的，而其他的鱼都来自宠物市场。”
蔡朝阳说，郭初阳回到大海里去了，而自己决定继续留在鱼缸里，希望把鱼缸变成大海。“我作为一个异端，要在体制内创造性地生活，要有光。”
在绍兴，他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以及公益讲座组织者，扮演着一个局部播火者的社会角色。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了解了他做的讲座和社会活动，都很惊讶，“这不是一个中学教师能做的”。
显然，在社会眼光里，中学教师只能是一个“低级知识分子”，本不能发大声，成大事，他们的教材批判得不到响应，也在“情理之中”。
“我就是那个十余年如一日的面目可憎的中学语文教师。”蔡朝阳自嘲道。
他变得宠辱不惊，不复当年激越。“这条路，需要温和而坚定地去走，温和，才有可持续性。毕竟，地上的香蕉皮不会因为你的咒骂而自动回到垃圾桶里去。”
郭初阳现在比在体制内当教师还要忙碌，为了让课堂足够精彩与丰富，他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相当一部分是创造性的工作，“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但忙得很充实。他在“越读馆”开设双语课程，汉语、英语，“如果擅长英文，等于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我和蔡朝阳，都有两个学校，一个是杭州师范学院，一个是三联书店。”郭初阳说，大学时代他们对经典和伟大作品的阅读，几乎都在三联书店完成，当时与书店工作人员已经熟络到可以随意进出书库。
有一名前辈教师感慨，杭师院当时怎么能出你们这种毕业生？那时好老师都被“干掉”了呀！
蔡朝阳说：“我们是野生的。”
“体制内的教师”不成问题，最可怕的是体制的僵化和人的体制化。对于体制僵化对人的伤害，蔡朝阳打了一个比喻，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描写的那样，一个犯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长，突然给他自由，他要么千方百计回到监狱里去，要么死去。
吕栋感受到，家长们对“非主流”的教学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学生也是一样。蔡朝阳说，像我们一样的人很少，北京上海这些经济最发达地方的家长，也都一样，认为给学生过多自由是危险的。
而学校重视成绩，体制注重灌输。那么在教育这一社会结构当中，像他们一样的教师就是孤立的—90%以上的教师都在这个体制里机械地团结着。
体制，除了可以被郭、蔡、吕理性地研究和批评，也可以成为所有人，包括体制化的人们不假思索的抱怨对象。那么体制是什么呢？
蔡朝阳说：“每一个人都是体制。”
年的一段时间里，班上的学生以电影《死亡诗社》里基廷老师的专属称呼“船长”来称呼蔡朝阳。“我从不答应，我不是基廷，我更像安迪。安迪用了19年的时间挖出了通往自由之路，我用了16年才悟出，在体制里也可以寻找到通向自己的自由之路。我愿意做一盏微亮的灯火，让你们知道还有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你们也要做安迪。”
他渐渐有点悲壮。
“有些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自由的光辉。”
本文来自《南风窗》年第13期（年6月17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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