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湘潮》年06/07期，作者王凡
周尚珏曾担任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刘伯承、何香凝、程潜、徐海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深情讲述他们工作、学习、生活以及情感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尚珏老家在吉林,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丧,全家流亡到北京。年,他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在读三年级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8月,周尚珏的名字被列在了国民党报纸刊登的通缉令上。他在北京呆不下去了,组织上安排他去了临近山东省的解放区泊镇,不久分配他到驻扎在建屏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医务室当医生。年3月,周尚珏又随中央核心机关迁驻北平,进了中南海。“文革”医院工作。
医院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周尚珏担任过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刘伯承、何香凝、程潜、徐海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或为他们治过病。首长们操劳国事的献身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思想品格,在周尚珏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是一位备受人们敬重的中央首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忙,总是不知疲倦年夏天,医院外科结束实习。按他自己的本意,医院当外科大夫。但恰逢当时中央保健委员会要加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为中共中央的几位书记配备专职保健大夫,主管这项工作的傅连日章到北大医学院挑人,选中了周尚珏。
周尚珏是党员,当然服从组织分配,他愉快地来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刚去时,组织上安排他负责董必武的保健。在中共领导人中,董必武的年纪比较大,身体情况也不太好。周尚珏在董必武那里工作了半年。年年底,组织上调他到中南海,担任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大夫。
说到进中南海,周尚珏记起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中央保健委员会还有一块牌子,即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在这里工作的大夫都是部队的编制,且套用部队的级别。周尚珏到中央保健委员会时,组织部门给他的级别是营级。周尚珏调去做周恩来的保健大夫时,关系随之转到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为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填表人在填级别一栏时由于疏忽,把“营级”错写成了“管级”。“从那以后,我就成了‘管级’干部。”讲到这里,周尚珏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周尚珏第一次去见周恩来总理,是傅连日章带着去的。他们一起来到周恩来办公住宿的西花厅。这次见面,给周尚珏最深刻的印象是:周恩来工作特别忙。傅连日章先把周尚珏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简单的介绍,周恩来便微笑着与新来的保健医生握手,问了问家庭情况。没多久,就忙他的工作去了。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周尚珏对一个国家总理的忙碌有了更真切的感受。那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刚刚组建,一切还没有走上正轨,国民经济的恢复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总理国内事务外,周恩来还身兼外交部部长,许多涉外事务要由他亲自处理。
——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凌晨4点
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命令美国的空海军部队(不久陆军也参加)掩护和支持南朝鲜军队,直接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7月8日,美国又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出兵朝鲜,扩大侵略战争。在这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意愿,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迅速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美援朝总的部署是由毛泽东决断的,但许多具体工作,毛泽东均委托周恩来处理。直至年7月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前,周恩来实际上起着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指挥调度的作用。
年5月,周恩来在贵阳视察时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
周恩来坚持每天做自编自创的操
比如,早在年7月上旬,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讨论国防工作的会议,并做出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调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3个炮兵师等组成东北边防军。为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准备情况,8月下旬,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东北边防军从年7月上旬组建到10月上旬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整个准备工作,包括组织领导机构组成、抽调部队、物资运输、军事整训、武器装备、兵员补充、后勤供应等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及中央军委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10月1日,金日成正式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周恩来即于6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紧接着,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争取苏联给予中国武器装备援助及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问题。
此外,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到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党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上,多次对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做了宣传、动员、解释工作。这一年2月中旬至5月初,毛泽东离京休养,指导志愿军在朝作战的重任全部落到了周恩来身上。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四、第五次战役。此后,在夏秋季防御作战、反“绞杀战”、反细菌战和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期间,周恩来先后起草审定批发了数百份相关电报,对志愿军作战给予具体指导。
周尚珏说,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4点,一定要等到朝鲜前线的战报来了,他仔细阅读并作了指示后才去休息。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在北京工作期间,保健大夫一般不需要时时跟在他身边,周尚珏说:“总理忙碌得白天我经常见不到他的身影,但他什幺时候睡觉我却了如指掌。因为总理患有慢性咽喉炎,我每天都要在总理临睡前,去做一次治疗。”
当时每到凌晨4点左右,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或者张树迎,就会给已经睡下的周尚珏打电话,叫他起来为总理做治疗。所以每天这个时候,他都要和周恩来见一次面。除了由周尚珏治疗咽喉炎以外,多数情况下还要由护士为周恩来做做头部按摩,主要是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尽快地进入睡眠。
——有一次,周恩来大发雷霆,把那位干部叫到面前,斥责道:“你对人家女同志怎么这么不尊重”
周尚珏进中南海时,周恩来刚五十出头,他的身体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建国初期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战线等许多重大事务,都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部署,使他长期处于疲劳极限状态。他终于顶不住了,先是不断感冒发烧,后来转为低热不退,但仍然没有放弃工作。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周恩来休息,周恩来才去了辽宁省大连市,作了短期的疗养。
那时对周恩来进行治疗,并没有组成专门的医疗组,而是临时请几位专家来会诊。当时医院的院长周泽昭,由他牵头带一些专家。在华的几位苏联专家也参加治疗。
周尚珏陪周恩来去大连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已大有好转,主要是休养。当时正赶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驻大连的苏军开始撤回,周尚珏清晰地记得在街上走的时候,常看到苏联军人在摆摊卖东西。
周恩来在大连疗养期间,不时受韩光的邀请,打一打台球,作为一种锻炼。韩光原是旅大市的市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大连市的市委书记,他打得一手好台球。
提到锻炼,周恩来和朱德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锻炼方式,自编自创了一套比较简单的操,每天早晨坚持做做操。另外就是打打乒乓球,因为他的右手在延安时期坠马致残,所以打得不太好,每次打球的时间也不太长。
此外,周恩来还有一项锻炼的项目,那就是跳舞。他常常在星期六晚上,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搬进中南海以后,每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就在春藕斋举办,有时有关部门还会在北京饭店举办舞会。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公务要处理,周恩来就抽点时间,去跳跳舞放松一下。
国务院这边组织举办舞会,都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张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是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解放前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直有联系。许多舞会都是由他亲自张罗的。周尚珏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跳舞,发现舞厅里摆了许多比较高级的夜宵,便露出了不悦之色,说:“准备这么多这么高级的东西,都得由国家花钱,我不吃。”
周恩来舞姿十分优美,跳舞时也特别注意礼貌,他很尊重参加跳舞的女同志,在小规模的舞会上,他尽可能地同所有到场的女同志都跳一段。如果他退场了,还有四五位女同志没和他跳过舞,他就会在一首乐曲中同这几位女同志都跳一下。
周尚珏记得,有一次,周恩来看到一位原国民党政府留用的干部,在跳舞时带着女舞伴飞快地旋转,结果把那位女舞伴摔倒在地。周恩来当时大发雷霆,把那位干部叫到面前,斥责说:“你对人家女同志怎么这么不尊重?”此前周尚珏还从来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
——作为一个有6.5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他一共只有3套外衣,一双皮鞋,一双皮凉鞋
周尚珏说,在北大医学院时,并没有专门学过如何做保健工作。调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后,在董必武身边工作了半年左右,就到周恩来身边来了,其实还是不太熟悉怎么做保健工作,还是摸索着做。
晨曦初照,周恩来仍在工作
当时,中国从苏联请来一些专家,除了一些医术高明的大夫以外,还有一些安全保健方面的专家。例如中南海里就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他把苏联的那一套安全保健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
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地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里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翻土,看里面有没有炸弹。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保健医生干的事。
另外,苏联专家比较注意保健对象们的饮食营养,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这也是他们谈得较多的话题。他们经常跟厨师们一道制定菜谱,搞好调剂搭配,注意保持食品卫生。其实这些都不属于临床医疗的范畴。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其他人同样要求严格,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求一丝不苟。有一次,周恩来在刷牙的时候,发现刷牙缸底下沉淀了一层牙膏印儿,就把周尚珏叫了去,指着刷牙缸子里的沉淀物说:“周医生,你的卫生是怎么检查的?我们小时候,大人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相关的事情都会加以注意。你怎么这么不注意?”
周尚珏那时还很年轻,周恩来对他就像长辈对孩子一样。听了周恩来的批评,周尚珏内心好长一段时间都忐忑不安。他感到作为保健大夫,对保健对象的生活琐事细节,绝不可掉以轻心。
几十年过后,周尚珏在追忆保健工作时说:“对从事保健工作的人来说,预防的观念非常重要。我们当年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都是许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比如老年病,并不是到了老年以后才患上的,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少年的时候不注意预防,就可能埋下了病根。我是脱离开了保健工作之后,接触了老年病的临床诊断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在和周恩来接触的5年时间里,周尚珏发现周恩来非常注重仪表。他说:“作为一个有6.5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他并没有太多的衣服,一共只有3套外衣,一双皮鞋,一双皮凉鞋。但他在接见外宾和外出参加公务活动时,总是穿得很干净、整齐。当他看到别人在这方面不够注意时,也总是会及时地指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有一段时间对外开放。许多参观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床边堆满了书籍,他喜欢倚在床上看书。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看到周恩来的卧室。
周尚珏说:“我经常进入总理的卧室为他做治疗,没有看到总理的床上堆放书籍,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倚在床上看书。因为总理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已经十分疲劳了,做完必要的治疗,他就马上休息。当然,总理也有睡不着的时候,他也吃安眠药,做头部按摩,以便能进入睡眠状态。不过,在总理患病养病期间,他在床上办公的情况倒是有的。为此,我们还专门为总理做过一个可以折叠的小木架子,支在床上以便他伏着批阅文件。”
年7月,周恩来在参观北方昆曲院和观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左一)的演出后,和艺术家们在一起
周恩来在中南海内活动,比如到毛泽东那里去谈工作等,保健大夫一般不需要如影随形。但如果是周恩来出中南海的话,那周尚珏就必须跟着,中央保健委员会对此有严格要求。每当周恩来外出时,经常紧跟在他身边的人,是秘书何谦、卫士成元功和保健大夫周尚珏。
按照规定,周恩来外出时,除了他乘坐的轿车外,应该有一辆警车。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都不要随车。
——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前夕,突患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
周尚珏回忆往事时说:“从年到年,我虽然做了6年的保健大夫,但那时周总理正是年富力强,也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因此我也没显现多大的作用。但年3月周恩来准备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我一直记得。”
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由亚洲和非洲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对万隆会议,中国一直抱积极的支持态度。早在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曾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赞同酝酿中的亚非会议。同年12月,毛泽东向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表示,中国将参加亚非会议。年初中国政府接到正式邀请后,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
为了力促亚非会议的成功,进入3月以后,周恩来除了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外,还召开了其他一系列会议,研究出席亚非会议的相关问题。
在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找到周尚珏那里,对他说:“我的肚子疼,请你给我开一点药。”周恩来当时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肚子疼当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周尚珏却态度认真地说:“你肚子疼吗,那我可得仔细做一下检查。”
周恩来一口回绝:“不行。我现在要开会,正忙着呢。检查的事情以后再说。”周尚珏那时正年轻,他认为对于病症,医生认为应该怎么做,就一定要表达出来,而不应该根据首长的意志行事。另外,周尚珏跟随周恩来的时间长了,和周恩来的关系比较密切,周恩来总把周尚珏当作晚辈,在私下里常常以“中学生”相称。这种融洽的关系,使得周尚珏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坚持一定要给周恩来做检查。
周尚珏一检查,感觉周恩来有阑尾炎的症状,便说:“总理,您可能患了阑尾炎,我必须向领导汇报。”
医院院长周泽昭报告了情况。周泽昭立即带医院的外科主任一起来到周恩来这里。在做了一番认真的检查后,确诊周恩来患了急性阑尾炎,决定马上住院动手术。
手术是3月12日晚上,医院的外科主任王励耕大夫做的。周恩来和他熟悉,早在抗战期间,王大夫就曾经在重庆为周恩来做过疝气手术。这次,因为及时发现病症,并及时做了手术,所以身体恢复得很快。
周尚珏回忆说,他及时发现了周恩来患阑尾炎,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如何高明,而纯粹是因为他的专业是外科。在外科看来,肚子疼是急腹症,很多病都能够引起肚子疼,例如肠梗阻、阑尾炎、胆囊炎、急性胰腺炎都属于急腹症。这些病症都不能轻视,一旦耽误了就容易出大问题。所以周恩来一说肚子疼,就引起了周尚珏的高度重视。
联想到中南海里出现的另一件事,周尚珏既感到幸运,又确实有些后怕。有一次,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保健大夫给了肚子疼的首长一片镇痛药“寇丁”,当时虽止住了肚子疼痛,但差一点导致首长阑尾穿孔。
周恩来这次做手术非常顺利。临出院前,医院又给总理做了一次会诊。医生们认为总理的创口恢复得很好,3月28日就出院了,没有耽误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按照预先的计划,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赴万隆前,要先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停留,与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晤,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从中国云南到缅甸仰光,周恩来需乘坐汽车,因此,医疗专家们向周恩来提出了如下建议:“(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励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4月3日,周恩来会见了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吴拉茂转达了总理吴努的口信,希望周恩来能在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这个时间到仰光显然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周恩来手术后4个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就需要5天时间。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
当吴拉茂把周恩来做手术的情况报告给国内后,缅甸政府总理吴努随即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盲肠炎而动了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13日而不是14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时间好好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获悉代表团的行踪,策划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这次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谓险象环生。就在周恩来动身前往缅甸,再由缅甸赴印度尼西亚的前夕,中国的公安部门就侦知相关情报: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一号”。
为确保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并增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参与周恩来的随卫工作。
意料不到的情况果然发生了,当周恩来和陈毅及代表团主要成员到达云南昆明,等待前往缅甸首都仰光之际,传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这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近5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机上15人不幸身亡。
其实,在4月7日周恩来准备登上从北京到昆明的专机之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就将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安放定时炸弹,以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的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
据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对这份重要的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交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4月10日上午,中国政府将这一情况通知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其转告港英当局,对此严加防范。
港英当局虽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却没能有效地阻止台湾特务策划的行动。
然而,“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并不意味着台湾特务谋害周恩来行动的终结,相关的新情报还在连连传来: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美国,派往印度尼西亚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记者团”。而这个“记者团”中有活跃于朝鲜板门店和日内瓦谈判期间的间谍,有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特务……特别是在年被印度尼西亚政府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面人物章勋义、郑义春等人,都已经潜入万隆市,召集在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党特务骨干开会,进行了破坏会议的活动部署。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命组成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队员都是国民党逃亡在印度尼西亚的中下级军官。他们每人已经从美国驻印尼使馆领到了无声手枪和20万印尼盾(印度尼西亚货币);另外,蒋介石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恐怖组织“铁血团”,也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前往万隆。
周尚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周,是在极度紧张中度过的。他所说的紧张,不单指应对会议上出现的情势变幻,以及代表团同亚非各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会谈;更包括在刺杀阴谋的觊觎之下,如何确保周恩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表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为刺杀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成员,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因此,代表团对在万隆会议期间的任何行动和生活细节,都必须从防范的角度加以考虑,自始至终保持高度警惕。
为了预防特务在代表团的食品和饮水中投毒,周尚珏他们把代表团的饮用水放在一个专门的水缸里头,在水里养了一条鱼。只要看到小鱼在水中游动,就说明水是安全的,可以饮用和做饭。
周尚珏说:“每一餐的饭菜做好以后,由医生先尝,也就是由我先尝。我吃了以后没有问题,总理他们再吃。好在那次因为总理行前做了阑尾炎手术,又加派了中央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给总理保驾,多了一个大夫。”
周尚珏还说:这次出国,急救药品和急救器材还是带足了,随时准备着应对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可能出现的各种疾病。还好,这次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都没有患稍重的病。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中国代表团在此次亚非会议上为坚持正确的方针,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亚非诸多国家广泛接触,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会议提出了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努力奋斗的“万隆精神”,成为尔后推动亚非国家和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
万隆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个成功,也包括了中国代表团有效地遏止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在会议期间刺杀中国领导人的阴谋。
——廓清所谓周恩来“私生女”的真相。一场令人不齿的闹剧,遂成微澜后的死水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6年,周尚珏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留下的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周恩来工作的忙忙碌碌,没有一点是为自己。忙起来的时候,吃饭都是在乘车路途中,在这个会议和下一个会议之间的短暂空隙里,长年累月地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
周尚珏说:“总理住的西花厅是很老的房子,地都是方砖的,始终没有修过。警卫秘书何谦提出房子太旧了,该维修了。总理同意了,但一再强调只做正常维修。何谦就利用总理到南方视察的时候,联系有关部门进行了翻修。把方砖换成了地板,房间做了油漆粉刷,旧地毯也换了新的,卫生间装了澡盆,添了两只沙发。其实这样的维修并不铺张,谁料总理回来一看,就大发雷霆。我们当时都在场,总理脾气发到这样的程度是很少见的。”
那天,周恩来看到翻修后的房子,就把何谦叫来,追问花了多少钱。何谦说不出来。周恩来露出不悦:“何秘书,你也是老同志了。我临走是怎么和你交代的?为什么搞得这么铺张?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当何谦说是自己做的主张后,周恩来火上来了:“你要做检查!”本来,周恩来想用自己的积蓄来支付翻修和添置物件的费用,听说自己的钱不足以支付后,他越发生气,指着新添置的东西说:“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这房间!”他真的去了钓鱼台,在他有时办公和接待外宾时休息的楼里住下了。
在随后召开的每周一次的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就自己住所的翻修和添置物品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还说:“我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此后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这还没有完,周恩来又在后来的一个又一个大会小会上,就此做检查,搞得国务院几乎所有干部都知道周恩来“犯错误”了。
挨了周恩来批评之后,何谦也多次诚恳地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检讨。周恩来对何谦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一旦大家都学着装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就是我带的。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把一切能搬走的新置物品搬走后,周恩来才又回到西花厅。
此事的整个经过,周尚珏都看在眼里,且终生难忘。也正因为如此,周尚珏对海外出版的一些作品中,捏造虚构的一些有损于周恩来形象的情节,感到尤其难以容忍。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海外有个叫张艾蓓的人,自称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书。不但向周恩来身上,也向她自己的生身父母的身上大泼污水。
书中有周恩来曾独自一人去香山,与作者的母亲幽会的情节。周尚珏说:“这纯粹是瞎编。我在总理身边担任保健大夫的时候,他每一次外出,我都跟随着,总理什么时候一个人去看过香山?”
另外,作者还编造她母亲和周恩来是在宋庆龄家里认识的,并叙述了在宋庆龄家的走廊上,周恩来给她母亲围上了围巾的细节。作者编造的此故事发生的那个时期,宋庆龄正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方巾巷,周恩来的确去那里看望过宋庆龄,但是宋庆龄在这里的家,只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客厅,根本就没有走廊过道。
周尚珏清楚地记得,中南海摄影科的人员,曾随周恩来一同去宋庆龄家。“在为总理和宋庆龄拍照片时,因为客厅里的光线不好或距离不太合适,就打开窗户或站在院子里向屋子里拍,哪来的什么走廊过道啊?”
后来经有关方面认真查证,找到了张艾蓓在中国内地的生身父母,也查清了所谓周恩来“私生女”的真实身世及经历。这些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后,一场令人不齿的闹剧,遂成微澜后的死水。那部虚构的书,也再无人问津。
毛泽东说:“他们要是反党小集团的话,我就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总后台。”周尚珏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保健人员所归属的单位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保健科。这个科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办公居住的地方,都在中海和南海交汇处的西六所。在中南海里直接管理这一摊子工作的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
年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处和行政处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科升格为保健处,也就是警卫局的四处。中南海里涉及保健的事务,就由局长汪东兴负责领导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逐渐多了起来,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们也受到了运动的波及。
这个时候,周尚珏还不过是个20多岁的年青人。当时多数在中南海保健处的保健大夫,也和他年纪差不多。他们思想上没有什么禁忌,有些什么看法往往直接发表出来。例如他们在一些场合,经常提出保健大夫担负着那么大的责任,业务上应该保证一定的水准,否则难免出纰漏;他们认为做保健大夫应该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必须备一些急救药品在身边,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可是他们没有临床经验,使用急救药品时如果出了问题就非同小可。特别是在检查出周恩来患阑尾炎的事情发生后,周尚珏更感到关于保健大夫应该具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观点,是一点不错的。
然而,就是因为这些议论,加之那期间发生了一桩医疗小事故,有位保健大夫在为林伯渠拔火罐时,烫伤了林老的皮肤,于是好几位年轻的保健大夫被打成了“反党小集团”成员,朱德的保健大夫翁永庆被定成小集团的头头。所有小集团的成员,都挨了批判。批判之后,他们都搬出了集体宿舍,被安排住到各自的保健对象家里去了,据说是以此防止他们再在一起活动。
周尚珏说:“后来我们想起这件事,都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些滑稽。因为如果我们真是反党小集团成员的话,把我们弄到首长身边去住,岂不是对革命的更大威胁吗?”
此事后来被毛泽东知道了。有一天,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大概不能再在您这儿工作了。”
毛泽东问:“为什么?”
学生运动时期的周尚珏(站立者左四)
“我的爱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成员了。”
吴旭君的丈夫徐涛,也是北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比周尚珏低一年级。他曾于年被傅连日障安排担任江青的保健大夫。
毛泽东听了吴旭君的话哈哈大笑,说:“他们要是反党小集团的话,我就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总后台。”
毛泽东这句话,很快被传了出去。于是,批判“反党小集团”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最初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们,还是陆续被调离了中南海。
周尚珏走了以后,调进中南海负责周恩来保健的,是卞志强大夫;卞志强之后,是张佐良大夫。
何香凝对周尚珏非常好,这是因为她非常喜欢男孩子。在家里,她最喜欢的是儿子廖承志周尚珏离开周恩来身边后,医院学习内科。这一学就是4年,到年学完之后,傅连日障依然惦记着周尚珏,还是把他拉回到保健系统,跟着傅连日障工作。
不久,中央保健局撤销了,由傅连日障带领的这一批人都转到了医院,成立了保健办公室。当时医院内有两个保健办公室:第一保健办公室,就是原先跟着傅连日障工作的中央保健局的那一批人。负责日常工作的,就是周尚珏、赵夷年、何惠德。赵夷年是学内科的,医术很好,曾经负责过聂荣臻的保健工作。何惠德自年从北大医学院毕业就一直跟随傅连日障搞保健。
第二保健办公室,是由原来为中南海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的医务人员组成的,他们实际上并不在医院上班。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马苏高,副主任有李志绥、卞志强、钱贻简。
主管这两个保健办公室的,是此前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史书翰和副局长黄树则。
医院学习出来后,周尚珏就从事内科医疗工作了。当时有关领导几次找周尚珏,要他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不愿意,坚决要求从事医务工作。他的关系后来就落在了医院的内科部。
年9月,廖承志(右一)和经普春(右二)陪同何香凝(左二)会见李宗仁夫妇
第一保健办公室,主要负责除中南海以外的所有“四副”(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以及军队元帅大将的保健工作。那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还没有接受保健任务,所以连部队的高级领导人,也在医院进行治疗,周尚珏在这里干了8年。
当时由周尚珏直接负责的保健对象,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程潜、何香凝;军队的领导刘伯承元帅、徐海东大将;另外还有一些部长,像王鹤寿等等。
在几位保健对象中,何香凝的年纪最大,她的身体还不错,但上了岁数的人,总有一些老年病症。何香凝没有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的老年病,但血压高。
何香凝对周尚珏非常好,这是因为她非常喜欢男孩子。在家里,她最喜欢的是儿子廖承志。每天早晨,都要给廖承志下一碗挂面,里头卧几个鸡蛋。
周尚珏每次去何香凝家的时候,她总要给周尚珏冲一杯咖啡,把港澳朋友送给她的点心拿出来给周尚珏吃。但是同去的女同志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因此护士们都对周尚珏有点“嫉妒”。
何香凝几次对周尚珏说,要给他画一幅画。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尚珏不再担负她的保健工作了,这幅画也就没有画成。
另外几位高级民主人士,对保健大夫们的态度也都非常好。例如程潜和他的夫人,见了周尚珏就微笑着打招呼。程潜后来的那位夫人,比他小几十岁,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她非常勤劳,家里的什么事情都自己干,例如擦地、洗衣服等家务活,即使有保姆也不劳烦她们。
刘伯承看电视从来不看战争场面,一旦电视中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在军队领导人中,刘伯承元帅给周尚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刘帅这个人非常好,他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我每次去探视或给他治疗时,一见面他就会给我敬一个礼,使我非常感动。”
听周尚珏讲到此事,笔者不由想起曾经担任贺龙保健大夫的曾昭耆大夫讲过类似的事情。曾昭耆说,他在做贺龙保健大夫的时候,也曾临时兼顾过其他一些老帅的保健医疗工作,其中就包括刘伯承。
曾昭耆第一次探视刘伯承离开的时候,刘帅一直把他送到自家的门口,对他所做的工作表示谢意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曾昭耆说:“这个鞠躬使我诚惶诚恐,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是参加工作后几次让人家当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批评的。但我心里一直不服,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成绩足以自豪和骄傲。刘帅的这一躬,把我的孤芳自赏彻底摧垮了。我那点成绩,能和这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元帅、共和国的元勋相比么?可老帅是怎样的谦恭、怎样地对待我们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啊?”
由此可见,刘伯承对人的尊重,对普通人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是一贯的。在周尚珏的记忆中,刘伯承的家中十分简朴。另外刘帅留给周尚珏的一个特殊的记忆,就是他看电视从来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中出现战争的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而且随后脸上会流露出非常难过的表情。
刘伯承后来大概看出了周尚珏的疑惑不解,就对他说:“你知道,我们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死伤的双方都是老百姓家的年轻后生。因此,每一场大的战役前一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是在研究如何作战。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战胜国民党;另一方面还要研究怎样才能把双方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限度。你想想,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人都要悲伤,同时还会给这个家庭的生计带来怎样的影响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
周尚珏说,当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看到美国记者写的新闻稿,这些新闻稿到处散发,各报登载。其中多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的报道和描述,在周尚珏的印象里,在诸多军事报道中,美国记者对刘伯承的评价是最高的,总是称他为“帅才”。
年5月,徐海东(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年,刘伯承(左一)和北京军区干部战士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和工作情况
在与刘伯承的接触中,周尚珏还得知,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刘伯承曾找来许多苏联的军事著作仔细翻阅,了解在寒冷的高原作战的情况和经验,以防止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战士们造成的伤害。
在叱咤风云的军人、战神心灵深处,竟是这样一片人性的美好天空!
徐海东常对老战友提三个问题:“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在周尚珏负责的军队保健对象中,身体最不好的是徐海东,所以那时接触比较频繁的也是徐海东。因此,他和这位首长建立起了超乎一般人的密切关系。
徐海东出身六代窑工之家,从军后经历战阵逾百,身上留下13处伤痕,得“中国夏伯阳”美誉。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一次激战中病倒了,被送到山东解放区休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到大连治疗休养。
《徐海东将军传》上说他在大连养病期间,有人来探望他,他必问三个问题:“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夫人周东屏悄悄提醒说:“他们都是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你怎么好这样问?”徐海东回答说:“净说好话,算什么老战友?”
周恩来到大连的时候,曾几次去看望过徐海东。徐海东患的肺结核,整个肺都钙化了,病情非常严重,每天只能坐很短的时间,其余的时间都得卧床休息,而且离不开氧气。
后来,徐海东又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在那一段时间负责照顾他的,除了周尚珏以外,还有一位护士长叫宁乐德。徐海东回京居家养病期间,有一天因为肺结核导致大咳血,一下子供血不足,加上有冠心病,心电图极度混乱,几次休克过去。
就在这次徐海东生命垂危的时刻,周尚珏和几个护理人员,几天几夜守候在他的身旁,不能睡觉,因而非常疲惫。周尚珏记得有一次会诊,他负责做记录,记着记着就睡着了,手里的笔都掉在地上。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医院送了,只好把抢救器材拉到徐海东的家里。除了周尚珏、宁乐德24小时守着徐海东外,医院心内科的老主任陶桓乐,也每天都去看望他。从那次抢救以后,徐海东就特别信任周尚珏。别人建议他用什么药,如何进行治疗,他都说:“要由周大夫做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林彪一伙整徐海东,而且整得非常厉害。有关书籍上有这样一段记载,或许可作为林彪整徐海东的缘由。这段记载写道:
“文革”中林彪红极一时。徐海东将军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林彪“出身贫农”。将军以掌拍床沿道:“放屁!”“胡说!”周东屏急忙劝他:“林彪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继续以掌拍床沿,说:“当了副主席,也不许改变成分。红军时期,我打过林彪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这个时候,部队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已经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负责,不再归医院管了。但是,周尚珏还是悄悄抽出空来,去看望徐海东。他至今难忘当时的情景。只见徐海东家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房间里拉了好几根绳子,也挂满了大字报。徐海东一个人,孤零零地靠在沙发上,陷于大字报的包围之中。一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参与了对他的批斗。
徐海东的病越来越严重,但有关方面却不给他有效的药品,甚至不给他必须的氧气瓶。他的长子徐文伯没办法,只好跑到医院找周尚珏。周尚珏想了些办法,让徐文伯买了几个氧气口袋,周尚珏亲自去灌满了氧气。那时,周尚珏还有处方权,又为徐海东开了一些进口药品。
在“文革”中十分艰难的处境下,利用自己手中尚未被剥夺的一点点权力,尽可能地为以往的保健对象做一些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事,周尚珏等老保健工作者还这样悄然做过多次。
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左四)及夫人莫尼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抛弃老朋友。”年3月,中国政府依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西哈努克在“文革”中,在医院工作期间的周尚珏,还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例如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也交医院的大夫担当,医院负责的,医院辟有专门的外宾病房。医院并不管外宾的治疗事务,只是有极少数几位在华的外国共产党领袖住在这里。他们同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情谊。
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的首相朗诺、副首相施里玛达,发动了推翻西哈努克国王的政变。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但苏联政府并没有把消息及时通知西哈努克,而是在他到机场准备前往中国的时候,才告知他的国家发生了政变。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抛弃老朋友。”当西哈努克回国无望,离开莫斯科飞到中国北京的时候,中国政府依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接待。不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中国成立,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京东交民巷15号院改建为西哈努克的元首府。
年11月,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西索瓦·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也安全来到中国。
朗诺、施里玛达发动政变后,一直将哥沙曼王后软禁,并企图以此迫使西哈努克放弃与政变政府的抗争。但王后宁愿做人质被软禁,也不屈服于政变政府的要挟。她捎信给西哈努克说:“你一定要战斗,否则,我会永远责备你。”
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进行外交努力,将哥沙曼王后接到中国来。周恩来还致信尼克松,要求美国政府施压。这样,政变政府才不得不放哥沙曼王后出国。
年近70岁的哥沙曼王后一直患有疾病。她年一到中国,周恩来就指示医院组织了一个医疗组,担负王后的医疗保健工作,由陶桓乐、周尚珏负责,直至年4月27日王后辞世。
说到哥沙曼王后在华治疗,周尚珏说:“在医疗上,不能迷信所谓的权威。”哥沙曼王后到中国后,中国的医疗组发现她心脏不好,患有冠心病。于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把西哈努克家的宫廷御医请到了中国。这位御医是个意大利人,不时被请去给王后做治疗。
周尚珏记得在王后去世的那一天,他给她做检查,发现她的心率慢了下来,感觉情况非常不妙。而那位意大利医生也发现了这一情形,但他跑去高兴地对西哈努克说:“你的母亲病情有好转。你看,她的心率慢下来了。”
听他这样对西哈努克讲,周尚珏马上纠正说:“老太后现在的心率,已经不是正常的窦性心率了,而是不受大脑控制的心脏自搏心率,恐怕马上就不行了。”果然,没过多久,哥沙曼王后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回首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早已过了不逾矩之龄的周尚珏,有一种曾经沧海后的平静。他最后对笔者说:“虽然我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但我们无怨无悔。如果有来世再做选择的话,我还会欣然地以此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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